崔少明 都市博客：
最近在網上看到世博一個遠道而來的義工這樣解釋急急辭職的原因：「一大早像地震似的，數以千計的人嚎叫着擁進場。跑在前頭的全是小夥子，老弱被撞到一邊。我的國家也辦過世博，早上開門也有幾千人輪候。但開門時，眾人如常地往前走，男人不會擠到女人前面，年輕人更不會跑到老人前面。有人坐輪椅的話，其他人都會隨着他的速度走。這些小夥子哪天成為父親，社會秩序可不糟透了？展館如果扶手損壞，我只要說『這裏危險，請不要碰！』觀眾通常會把話傳下去，德國人傳給美國人，美國人傳給……但換了東道主，信息就會中斷。要是來了三個同行的高中生，更非得把話說三遍。我的國家雖然沒有高鐵，我也知足了。
我愛這個國家的文化才來做義工，想交個男友，沒想到第一天就幻滅……」
看到這裏，相信沒有讀者不痛恨《醜陋的中國人》。不過，場景並非2010年的上海，而是1970年的大阪。這位感情受創的哈日少女來自阿根廷。信是事發15年後的1985年寫的，載於《醜陋的日本人》第二版。日本學者高橋敷的這本著作與大阪世博同年初版，比兩個美國人Lederer和Burdick罵同胞的《The Ugly American》晚12年，比柏楊罵同胞早15年。有趣的是，我們今天鄙視的內地陋習，原來並非大造高鐵、豪辦奧運世博、上周晉陞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人所獨有。今天守法整潔的日人當年在世博橫衝直撞時，也先後在1964年主辦奧運和啟用全球第一條高鐵「新幹線」、1968年超越德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。想當年，日人也袋滿日圓，擁到西方狂掃名牌(還有買春)。人人見之都哈腰，但也有人一臉的不屑。
這兩段相隔40年的日、中暴發史，如同翻拍的電影。不同的是，我們1978年衰到貼地時，不是在戰爭中被他人打倒，而是用文革打倒自己。此外，日人因為教育和科技底子好，加上有美國人扶持來圍堵中國，由二戰投降時的廢墟到主辦世博，頭尾25年，比我們由百廢待興到舉辦世博，少花了7年。這或可說明，中國人今天的醜陋，首先是長期赤貧後，暴富初期「正常」的氣焰。只不過共產黨摧毀了傳統道德加上自身腐敗，以致發財享受成為全民「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」。加上人口10倍於日人，對世界的衝擊更大。但日人在十幾年內就改掉了陋習，今天人們甚至不記得他們也一度有此醜行。中國人由於上述的理由，恐怕做不到。限於篇幅，最後引用京都大學教授會田雄次為《醜陋的日本人》再版撰寫的序言：「日本是『善』與『惡』都突出的國家。而且，日本人不覺察自己的這種『特殊』性，反而沉湎在『人類是統一整體』的幻想，堅信自己能在世上通行無阻。今天的日本作為產值第三的國家，盲目樂觀也就成了致命的弱點。」這段話搬到40年後，完全適用於中國。若此，中國又能否避免日本在1980年代末資產泡沫爆破後，連續20年不振的覆轍？
崔少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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